本文從行為模式、量刑標準、案件特點、辯護要點四個維度，系統梳理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實務問題。辯護的核心在于準確識別行為人在走私鏈條中的實際角色——同一組客觀行為，因介入程度、認知狀態、獲利模式的不同，可能被評價為主犯、從犯，或基于主觀要件缺失而不構成犯罪。下文首先厘清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常見行為模式，在此基礎上展開量刑評估、特點分析與辯護策略。

   1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常見行為模式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行為形態取決于行為人逃避海關監管的具體方式——是繞開海關直接進出境的“原始走私”，還是利用貿易便利化制度漏洞的“制度套利”，抑或是受上家蒙蔽被動卷入的“工具人”。模式的差異直接決定了行為的法律定性。理解行為模式，是展開后續辯護的基礎。

（一）模式一：繞關走私

行為特征：行為人不經過海關設立的海關監管站點，以非設關渠道（如邊境便道、海上非指定口岸、內河非開放水域）將貨物運入或運出關境。

典型場景：在邊境地區，行為人組織貨車從非設關便道將境外貨物運入境內，或在內河非開放水域利用小型船舶從境外接駁貨物后運至國內碼頭卸貨。

辯護分析：繞關走私的認定難度較低，客觀行為本身即為“逃避海關監管”的典型表現。但辯護空間在于：行為人在走私鏈條中的實際角色——是貨主、組織者，還是受雇運輸者；涉案貨物的實際偷逃稅額是否達到入罪標準；行為人是否系受脅迫參與。

（二）模式二：偽報、瞞報通關

行為特征：行為人通過向海關申報虛假品名、規格、數量、價格或稅則號列，使應稅貨物以低稅率、零稅率品名通關，或使高價值貨物以低報價格通關，達到少繳或不繳稅款的目的。

典型場景：將高稅率電子產品偽報為低稅率電子配件；將一般貿易貨物偽報為加工貿易保稅貨物以利用保稅政策；低報進口貨物的實際成交價格，使完稅價格大幅低于真實成交價格。

辯護分析：偽報、瞞報是司法實踐中最為高發的走私形態，但同時也是控辯爭議最集中的領域。核心辯點在于區分“故意欺騙海關”與“申報不實”。以下情形通常不認定為走私：按照客戶提供的信息和單證如實申報，申報內容與客戶提供資料一致但與實際情況不符；因品名歸類爭議導致申報稅則號列與海關認定不一致，但行為人已盡合理注意義務；報關企業系信息傳遞的中間環節，缺乏核實貨物實際狀況的能力和條件。

（三）模式三：藏匿走私

行為特征：行為人將應稅貨物藏匿于已申報的免稅、低稅貨物中，或藏匿于運輸工具的隱蔽部位（如改裝暗格、夾層），通過海關查驗。

典型場景：在進口汽車中藏匿高稅率奢侈品；利用集裝箱內貨物的物理遮擋，將未申報貨物藏匿于集裝箱深處；在旅客行李中將應稅物品藏匿于免稅物品包裝內部。

辯護分析：藏匿走私的認定難度同樣較低，藏匿行為本身就是逃避監管的直接證據。但對于非貨主、非組織者的參與者（如運輸司機、裝卸工人），夾藏物的體積、密度、隱蔽程度直接影響“明知”的認定。夾藏物體積小、分散隱蔽，要求參與者在正常作業中發現夾藏物不符合常理的，不應就夾藏部分承擔刑事責任。

（四）模式四：后續走私

行為特征：行為人將依法獲批進口的保稅貨物或特定減免稅貨物，未經海關許可且未補繳應繳稅額，擅自在境內銷售牟利。依據《刑法》第154條，此種行為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論處。

典型場景：加工貿易企業將保稅進口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在境內直接銷售，未向海關申請核銷并補繳稅款；特定減免稅貨物（如科教用品、殘疾人專用品等享受特定減免稅政策進口的貨物）在境內擅自銷售。

辯護分析：后續走私的認定須同時滿足兩個要件——“未經海關許可且未補繳稅款”和“銷售牟利”。如果行為人在貨物尚未銷售前主動向海關報告并補繳稅款，因欠缺“銷售牟利”這一客觀要件，可能阻卻犯罪成立。但若貨物已經銷售完畢，事后補繳稅款僅屬于退贓退賠情節，影響量刑而非定性。此外，“銷售牟利”要求具有獲取非法利潤的目的，保稅貨物在企業間正常的加工協作流轉，未脫離海關監管的，不應認定為銷售牟利。

（五）模式五：“套代購”走私

行為特征：行為人以牟利為目的，利用本人或組織他人利用離島免稅購物資格和額度，大量購買免稅商品后在國內市場倒賣。

典型場景：行為人雇傭多人前往海南免稅店，利用每人每年十萬元的免稅額度購買奢侈品、電子產品后，在內地加價銷售。

辯護分析：套代購系海南自貿港政策實施后出現的新型走私形態，控辯爭議集中在兩個環節：一是行為人是否“以牟利為目的”，偶發性代購與組織化倒賣之間的界限尚待司法實踐進一步明確；二是涉案免稅商品的實際偷逃稅額如何計算——免稅額度內的購買本不產生納稅義務，但超出額度或轉售牟利部分如何計稅，實務中尚存爭議。

（六）行為模式與定性對照

上述五種行為模式在主觀故意與客觀行為的證明難度上存在差異：繞關走私與藏匿走私的客觀行為本身即為逃避監管的直接證據，證明難度相對較低；偽報、瞞報因涉及歸類規則與估價規則的技術復雜性，控辯雙方對“申報不實”與“逃避監管”的邊界往往存在根本分歧；后續走私與套代購則因涉及貿易制度框架下的行為定性，部分法律適用問題尚待司法實踐進一步明確，證明難度相應遞增。辯護策略的制定應以準確識別行為人所處的具體行為模式為前提。

   2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量刑標準

行為模式的識別回答了“行為人做了什么”，而量刑標準則界定了“行為人面臨多大的法律后果”。以下依據刑法規定及司法解釋，梳理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量刑基本框架。

（一）法定刑基本框架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法律依據由三個層級構成：其一，《刑法》第153條規定了本罪的基本構成與三檔法定刑；其二，《刑法》第154條將兩種“后續走私”行為納入本罪規制范圍；其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4〕10號）對入罪數額標準和量刑檔次作出量化規定。

1.自然人犯罪

2.單位犯罪

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在量刑上存在顯著差異：自然人偷逃稅額五十萬元以上即進入“三年以上”量刑檔次，而單位犯罪中直接責任人員須偷逃稅額達到一百萬元以上才進入該檔次。這一差異使“將個人犯罪辯為單位犯罪”成為走私案件辯護的重要策略。

（二）特殊入罪情形

刑法第153條第1款還規定了一種特殊入罪情形：一年內曾因走私被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后又走私的，不以偷逃稅額為前提，直接構成本罪。該條款不以偷逃稅額為前提，針對的是“屢罰屢犯”的惡意走私行為，辯護空間相對有限。

（三）從寬處罰的適用空間

行為人具備以下情形的，可爭取從寬處罰：

走私犯罪中，補繳稅款具有特殊價值：偷逃稅款即為國家的直接經濟損失，補繳既是對犯罪后果的補救，也是悔罪態度的實質體現。辯護律師應督促當事人及其家屬在審查起訴階段積極補繳稅款、預繳罰金，為爭取緩刑創造條件。

綜上，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量刑體系存在以下辯護空間：一是入罪門檻存在從舊兼從輕的適用空間——法釋〔2014〕10號（2014年9月10日起施行）將自然人起刑點從五萬元提高至十萬元，行為發生在該施行日之前、審判在該施行日之后的案件，應適用對被告人有利的新標準；二是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量刑差異為辯方提供了制度性的降檔空間；三是從寬條款鼓勵退贓退賠，而走私案件中“補繳稅款”的可操作性遠高于其他經濟犯罪。

   3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案件特點

上述量刑標準的理解與運用，須建立在對案件特點準確把握的基礎上。當前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案件呈現出以下五項顯著特點，彼此關聯，共同塑造了此類案件的辯護難點。

（一）走私手段從傳統“物理逃避”轉向“制度套利”

傳統走私以繞關、藏匿等物理手段為主，認定標準相對清晰。近年來，隨著加工貿易、保稅倉儲、跨境電商、離島免稅等貿易便利化制度的推進，利用制度漏洞的“新型走私”占比顯著上升——保稅貨物擅自內銷、跨境電商零售進口額度套用、離島免稅套代購等行為，游離于合法貿易與走私犯罪的灰色地帶，行為模式的專業化程度大幅提升，對辯護律師的海關法規知識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海關執法模式從“查現場”轉向“查數據”

傳統的走私查處依賴海關查驗環節的現場查獲——開箱查驗發現藏匿、過磅發現重量異常等。當前，海關緝私部門已建立覆蓋通關、物流、資金的全鏈條數據分析平臺。風險研判系統的觸發點前移至“申報數據異常”——價格明顯偏離行業平均水平、同類貨物申報頻率異常、關聯企業間交易價格與市場價偏差過大等數據異常即可觸發緝私調查。傳統的“信息不對稱”辯護空間正在收窄。

（三）偷逃應繳稅額認定專業性強、爭議大

偷逃應繳稅額是本罪定罪量刑的基石，但其計算涉及商品歸類、原產地認定、完稅價格審定、匯率適用、稅率適用等多個專業環節，任一環節的結論差異均可能導致稅額的顯著變化。海關出具的《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海關核定證明書》是認定偷逃稅額的關鍵證據。在刑事訴訟中，通常被作為鑒定意見對待，但對其證據屬性在學術與實務中尚存爭議——有觀點認為其更接近書證。無論定性為何，均須接受司法實質審查。盡管海關在關稅計核領域具備專業權威，辯護方對計核方法提出專業質疑的空間切實存在。

（四）犯罪鏈條長、主體多元、責任劃分復雜

走私案件往往涉及境外供貨商、境內貨主、報關代理人、運輸方、收貨方等多個主體，形成跨境、跨區域的犯罪鏈條。各主體在犯罪鏈條中的角色差異巨大——既有實際操控全鏈條的貨主和組織者，也有僅提供運輸或報關服務的從業人員。同一案件中，主犯與從犯、個人犯罪與單位犯罪、明知與不知情的認定往往交織在一起，責任劃分的復雜程度遠高于一般經濟犯罪。

（五）行政處罰與刑事追訴的界限模糊

海關法與刑法的銜接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地帶。申報不實、歸類錯誤等行為，既可以由海關依據《海關法》和《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予以行政處罰（處貨物價值一定比例的罰款、暫停報關業務等），也可以在認定主觀故意后升格為刑事追訴。實踐中，“同樣的行為，有的被行政處罰，有的被刑事立案”的現象并不罕見。辯護方在個案中應積極主張“無主觀故意”的申報不實行為應納入行政規制的范疇，防止行政處罰向刑事追訴的不當升格。

上述五項特點彼此關聯：走私手段的制度化與海關執法的數據化疊加，放大了偷逃稅額認定的爭議；犯罪鏈條的延長又使得各主體的責任劃分更加復雜，而行政處罰與刑事追訴界限的模糊進一步增加了辯護策略的選擇難度。

   4     辯護要點

基于前文對行為模式、量刑標準及案件特點的梳理，以下從無罪辯護、輕罪辯護、偷逃稅額辯護、證據辯護四個層面展開辯護策略。

（一）無罪辯護

無罪辯護的核心在于攻擊控方證據鏈的兩個關鍵環節：客觀行為是否滿足走私罪的構成要件與行為人是否具備走私的主觀故意。

1.客觀要件的出罪辯護

（1）未造成關稅損失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系結果犯，其危害實質在于導致國家應繳稅款的流失。如果行為雖然違反了海關監管規定，但并未造成、也不可能造成關稅損失，不應以本罪論處。典型的無罪情形包括：轉口貿易中貨物進境后原狀復運出境，本不產生納稅義務；保稅貨物在保稅區內流轉、加工后復運出境，全程處于海關監管之下，未發生內銷行為；涉案貨物實際適用零關稅稅率，偷逃稅額為零。

（2）未達到入罪數額標準

自然人偷逃應繳稅額須達到十萬元以上、單位須達到二十萬元以上方構成本罪。辯護方應對海關出具的《核定證明書》進行逐項審查，成功核減數額可能直接將案件拉出入罪門檻。核減的具體路徑在后文“偷逃稅額辯護”部分詳述。

2.主觀故意的出罪辯護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系故意犯罪，因不知道相關規定而未申報、因受欺騙對貨物真實屬性產生錯誤認識的，不構成本罪。

明知認定的限制規則：

（1）不能僅以“申報貨物”與“查驗貨物”不一致即推定行為人明知，須審查是否存在認知錯誤或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原因；

（2）須結合行為人的職業背景、認知能力做具體判斷，反對一刀切；

（3）報關企業按照客戶提供的信息和單證如實申報的，缺乏核實貨物實際狀況的能力和條件，不應徑行認定具有走私故意；

（4）受雇從事運輸、裝卸的從業人員，對涉案貨物的真實屬性缺乏認知渠道，要求其在正常作業中主動識別走私行為不符合常理；

（5）行為人曾就歸類問題向海關或專業機構咨詢并獲得明確答復，或此前同類貨物的申報均被海關認可的，有理由相信此次申報同樣合規。

3.控方推定明知的常見因素及反駁

（1）申報價格明顯低于市場價

控方邏輯：低報價格反映逃避關稅的故意。

反駁要點：成交價格受市場供需、批量采購、促銷折扣、國際貿易慣例（如FOB、CIF條件下價格構成的差異）等多重因素影響。須審查海關估價是否充分考慮了實際成交條件，而非簡單以“市場參考價”替代“實際成交價”。

（2）貨物實際品名與申報品名不一致

控方邏輯：偽報品名系典型的逃避海關監管行為。

反駁要點：須區分“故意偽報”與“歸類爭議”。同一貨物在不同歸類觀點下可能對應不同稅則號列，行為人按照行業慣例或此前海關認可的歸類方式進行申報的，屬于歸類認識分歧，不屬于偽報。辯護方可提供WCO（世界海關組織）歸類決定、行業歸類意見等支持材料。

（3）使用多家報關公司分散申報

控方邏輯：分散申報系規避海關監管的故意表現。

反駁要點：大型貿易企業使用多家報關代理屬于行業慣例，目的多為分散業務風險、提高通關效率。須審查是否確實存在分散申報以逃避單次申報數量異常監控的故意。

（4）多次進出口同類貨物后突然變更申報方式

控方邏輯：變更申報方式反映對原申報方式不可持續的明知。

反駁要點：須審查變更原因——可能是海關歸類裁定調整、貿易條件變化、供應商變更等正常商業原因，而非逃避監管。

（二）輕罪辯護

在明知證據難以完全推翻的情況下，輕罪辯護的核心在于推動個人犯罪向單位犯罪轉化、爭取從犯認定、利用量刑差異實現降檔處理。

1.單位犯罪的認定

將個人犯罪辯為單位犯罪，可適用更高的入罪標準和更低的量刑檔次。單位犯罪的認定要件包括：以單位名義實施；為單位謀取利益；體現單位意志（通常表現為董事會決議、管理層決策等正式決策程序）。

實務中，控方可能主張“以單位名義從事走私活動系個人行為的偽裝”。辯護方應舉證：涉案行為系公司正常進出口業務的組成部分；公司具備真實的進出口經營資質和業務記錄；走私行為所獲利益歸入公司賬戶而非個人腰包。

2.從犯情節的運用

走私案件中認定從犯的綜合考量因素包括：是否為犯意的初始提起者；在犯罪鏈條中，處于組織、指揮地位，還是受指使的從屬地位；是否為出資方或貨主；獲利分配方式是獲取主要利潤，還是領取固定報酬；參與程度是全程參與核心環節，還是僅參與局部輔助性工作。

司法實踐中，一個重要的邏輯規則值得重視：若公訴機關對犯罪鏈條中的主犯（如境外供貨商、國內貨主）不予起訴或未追究刑事責任，而對僅從事運輸、接貨等輔助性工作的從犯提起公訴，則形成了“組織者不被追訴、受雇參與人單獨受審”的邏輯悖論。此種情形下，辯護方可據以質疑指控的選擇性，并就全案犯罪事實的查明完整性提出合理懷疑。

3.共同犯罪中的個人數額切割

在多人參與的走私案件中，每個行為人只對其參與期間、其行為直接造成的稅額損失負責，而非對全案犯罪總額負責。對于僅參與某一環節（如運輸、接貨、打包）的被告人，辯護的核心在于切割其個人行為與全案總額之間的因果關系。無法查明個人具體偷逃稅額時，依據“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應主張不認定犯罪數額。

（三）偷逃稅額辯護

偷逃應繳稅額直接決定量刑檔次，是走私犯罪辯護中最具技術含量的環節。

1.對《核定證明書》的實質性審查

海關出具的《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海關核定證明書》（以下簡稱《核定證明書》）在刑事訴訟中通常被作為鑒定意見對待，須接受司法實質審查。辯護律師應圍繞以下三個維度展開：

（1）商品歸類的準確性

商品歸類是確定稅則號列及相應稅率的前提。審查要點包括：歸類結論是否嚴格遵循《進出口稅則商品及品目注釋》的歸類總規則；涉案貨物的物理屬性、成分含量、功能用途是否與該稅號描述相符；對于多功能復合型商品，海關歸類是否準確反映了貨物進口時的“基本特征”；在歸類存在裁量空間時，海關是否無正當理由選擇了對被告人明顯不利的高稅率稅號。辯護方可提供其他WCO成員方海關的歸類決定、行業權威意見等相反證據，必要時申請獨立專家輔助人出庭。

（2）稅率種類適用的恰當性

同一貨物適用不同稅率，計核結果差異巨大。關稅稅率分為最惠國稅率、協定稅率、特惠稅率、普通稅率及暫定稅率等多個層級。審查要點包括：原產地認定是否有充分證據支撐，是否滿足“完全獲得”或“實質性改變”標準；當行為人主張適用優惠稅率時，原產地證明文件是否有效，是否滿足“直接運輸”原則；當原產地確實無法查明時，鑒于我國與全球絕大多數經濟體存在最惠國待遇，在無法證明貨物來源于無最惠國待遇國家的情況下，參照適用最惠國稅率更為適宜。

（3）稅率使用的時間節點

法釋〔2014〕10號第18條明確了偷逃應繳稅額計核的“行為時原則”。但實踐中，稅率調整頻繁（特別是反傾銷稅、反補貼稅措施的實施與取消），行為時稅率的確定存在爭議。連續走私行為跨越稅率調整日期的，不宜按照連續行為的終結之日統一計算，應對每次走私行為單獨計核，分段適用不同的行為時稅率。

2.數額核減的實務路徑

偷逃稅額的核減是走私犯罪辯護中最具實效性的工作。實務中，常見的核減情形包括：

（1）審查完稅價格中運費、保險費、傭金的計算是否正確，是否存在重復計算或適用錯誤估價方法導致完稅價格虛高的情形；

（2）對混合包裝貨物中未涉案部分進行分離計核；

（3）對已繳稅款部分予以核減；

（4）對匯率波動導致的計稅差異進行修正；

（5）對轉口貿易中復運出境的部分不計入偷逃稅額。

成功核減數額可能直接將案件拉出入罪門檻或降低量刑檔次。

（四）證據辯護

證據辯護貫穿于無罪辯護、輕罪辯護、偷逃稅額辯護的全過程，但作為獨立辯護層面，重點在于攻擊控方證據鏈的薄弱環節。

1.口供證據的審查

走私案件中，同案犯口供往往是指控行為人參與走私的核心證據。辯護律師應審查：口供之間是否存在無法合理解釋的矛盾（如對貨物來源、價格商議過程、利潤分配等關鍵事實的描述不一致）；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疲勞審訊等非法取證情形；是否僅有同案犯口供而無客觀證據（書證、物證、電子數據）印證。

2.申報記錄與客觀證據的審查

控方通常以“申報記錄”與“查驗記錄”不一致作為核心證據。辯護方應審查：申報記錄是否完整保存，是否存在遺漏或篡改；查驗記錄是否規范，取樣、稱重、鑒定程序是否合法；涉案貨物的實際品名、數量、價值的認定是否有獨立于海關緝私部門的第三方證據支持。

3.電子數據取證的審查

海關緝私部門在案件偵辦中大量調取電子數據（郵件、聊天記錄、財務系統數據、物流跟蹤數據等）。辯護律師應審查：電子數據的提取、固定程序是否符合《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要求；數據完整性校驗值是否一致；是否存在選擇性調取——僅提取對控方有利的電子數據，而忽略可能證明行為人不明知的記錄。

4.行政處罰前置程序的審查

對于此前已被海關行政處罰的同一批貨物或同一種行為，后續又被刑事立案追訴的，辯護方應審查：行政處罰是否已經對涉案行為作出了終局性評價；同一行為是否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注意：行政處罰與刑事追訴性質不同，嚴格意義上的“一事不再理”僅適用于同性質程序之間，辯護中應準確區分援引）；行政處罰調查中獲取的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能力。

實務建議：對于偷逃稅額存在重大爭議的案件，委托獨立的海關事務專業人士出具稅額復核意見，與控方的《核定證明書》形成對抗。稅額核定涉及的商品歸類、原產地認定、估價方法等均高度依賴專業知識，辯護方若不具備相應技術能力，應在專家輔助人的配合下進行質證。

 結  語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有效辯護，始于對行為模式的準確識別，成于對偷逃應繳稅額的毫厘之爭，固于對主觀故意的合理質疑，并輔之以對主體身份、責任劃分、證據質量的全面審查。

走私案件的核心難點在于，海關監管的數字化升級正在系統性壓縮傳統的“信息不對稱”辯護空間。風險研判系統可以在申報環節即鎖定異常，而涉案企業往往在緝私部門上門時才意識到法律風險已經觸發。在這一背景下，辯護的有效性取決于三個層面的協同：在事實層面，須準確識別行為人在走私鏈條中的真實角色，區分“貨主”“組織者”“參與者”“不知情者”四種定位；在證據層面，須逐一拆解控方推定明知的各項因素，對《核定證明書》進行實質性審查，攻擊控方證據鏈的薄弱環節；在法律適用層面，須善用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量刑差異爭取降檔處理，善用從犯認定切割個人責任，善用數額核減將案件拉出入罪門檻或降低量刑檔次。

對于企業和個人而言，預防優于辯護。建立完善的進出口合規管理體系，對報關流程、保稅貨物管理、關聯交易定價等高風險環節設置有效的內部管控機制，是從根本上降低刑事風險的最佳路徑。對于已經涉案的當事人而言，積極補繳稅款、配合調查、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辯護權利，是實現罰當其罪的唯一正確選擇。

（作者：湯偉佳 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