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信息網絡犯罪案件的犯罪數額時，多放棄傳統的印證證據規則而采用推定規則。針對所推定的犯罪數額，被告人提出具體異議的部分，辯護人應說服辦案機關從犯罪數額中予以扣除；被告人未提出異議的部分，辯護人應說服辦案機關予以從輕處罰。另外，也要看到該推定規則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被告人被反復置于刑事訴訟程序的風險。

涉眾型信息網絡犯罪案件的證據鏈形成難度往往較高，這倒逼實務辦案機關在處理這類案件時部分放棄了傳統的印證規則，形成了犯罪數額的推定規則。這一規則給刑事辯護工作帶來了巨大挑戰。應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又如何將這一消極面轉為積極面？本文擬回答這兩個問題。

犯罪數額推定規則帶來的辯護難題

傳統上，證據裁判原則作為現代刑事訴訟普遍奉行的基本原則，是“證據規定的帝王條款”。① 這一基本原則要求認定事實必須依靠證據，沒有證據不得認定案件事實；裁判所依據的必須是經過法庭調查的證據；證據必須一一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傳統上稱為“印證規則”。

然而，最近十幾年來，我國司法實務在某些案件中逐漸“偏離”這一證據規則，這主要體現在近年來三份司法解釋性質的文件：早在2016年12月，“兩高一部”聯合發布的《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條就明確“確因客觀原因無法查實全部被害人，但有證據證明該賬戶系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且被告人無法說明款項合法來源的……應認定為違法所得，予以追繳。”較近的2021年1月，《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規定》第21條則首次描繪出證據綜合認定法則，即在無法逐一收集言辭證據的限制下，允許綜合認定事實。而最近的2022年8月，“兩高一部”的《關于辦理信息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1條最為明確：“對于涉案人數特別眾多的信息網絡犯罪案件，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收集證據逐一證明、逐人核實涉案賬戶的資金來源，但根據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等交易記錄和其他證據材料，足以認定有關賬戶主要用于接收、流轉涉案資金的，可以按照該賬戶接收的資金數額認定犯罪數額，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夠作出合理說明的除外。” ②

這一犯罪數額推定規則給刑事辯護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壓力，讓辯護人難以做無罪與罪輕辯護。這是因為，我國在刑事制裁條款立法上采取“定性+定量”的模式，數額往往因此成為入罪和升格刑的關鍵。例如，在前述《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發送詐騙信息五千條以上、撥打詐騙電話五百人次以上、在網上發布詐騙信息且瀏覽量累積達到五千次以上即可入罪。但是，這其中完全存在所撥打的號碼是空號、所發送信息并未被被害人收到、并非所有撥打電話均為詐騙電話以及網頁瀏覽量并非被害人實際瀏覽的情形。同樣道理，在涉眾型信息網絡犯罪中，采用綜合認定法所認定的犯罪數額不單容易入罪，更容易升格甚至遠遠超出定格門檻而達到某個構成要件所規定的最高刑罰。例如，如在公安部督辦的“多寶娛樂”特大跨國網絡賭博案中，犯罪嫌疑人依托在菲律賓架設的“多寶娛樂”網絡賭博網站，賭博平臺所查明的累計會員達五萬余人，涉嫌賭資43億元，非法獲利6000余萬元。③ 這一數據遠遠超出“兩高一部”2010年的《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所規定的“賭資數額30萬元”、“參賭人數120人”。這類案件中，裁判機關只能頂格處罰，辯護人所作的任何辯護工作都難以改變量刑結果。

犯罪數額推定規則的辯護應對策略

目前來看，這種司法解釋的立場短期內不會有改變。甚至，隨著網絡全面介入我國生活的進程不斷加快，這種證據推定認定方法的適用范圍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對此，辯護人針對不同部分，應有不同辯護策略。

（一）對被告人提出具體異議的部分，說服辦案機關從犯罪數額中予以扣除

當被告方針對計量事實提出明確具體異議并提供線索時，應說服裁判機關，堅持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則。在辦案機關無法對異議提出充分反駁而不能排除合理懷疑時，將該部分異議所涉部分從犯罪數額中予以扣減。

推定作為替代司法證明的方法，是指根據法律規定或者經驗法則，從基礎事實推導出推定事實，其要求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具有高度蓋然性，并遵循可反駁原則。④ 但是，同樣是刑事推定，犯罪數額的推定規則與立法上的推定并非一回事。例如，《刑法》第395條所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罪狀中的“不能說明來源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可以認為是刑事立法特殊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⑤ 就實體角度而言，學理上多認為該罪是不作為犯，即行為人承擔說明合法來源的義務。⑥ 這種規定本身即是構成要件的一部分。而在涉眾型信息網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對犯罪數額“不能說明”的行為，并非構成要件的一部分。因此，“賬戶資金數額是否全部犯罪數額”這一點仍然屬于公訴機關的證明責任。倘若公訴機關無法證明這一點，即應當承擔指控不成立之不利后果。只是“綜合認定法”是在客觀條件限制下無法對眾多證據作一一核對而采取的“概括證明”方式，這仍然是一種證明要求，并未突破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也完全不是刑事追訴活動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如果辦案機關無法證明賬戶內的資金“整體”構成犯罪數額，則無法進行相關定罪量刑。這里，被告所謂的“解釋”應屬于賬戶資金非犯罪數額的抗辯。辦案機關證明“綜合認定涉案賬戶資金全部為犯罪數額”后，被告方解釋“部分不是”或“全部不是”。換言之，被告人只承擔說服責任，而不承擔舉證責任。如讓被告人繼續承擔舉證責任，等于“自證無罪”，造成強加未能履行自證義務而陷入公訴活動不利之地。因此，被告人做出解釋讓裁判機關相信“部分不是”或“不完全是”，但并不應當承擔舉證不能之不利后果。⑦

（二）對被告人未提出異議的部分，說服辦案機關從輕處罰

綜合認定法既然已經是司法實務的證據規則，那么作為辯護人，還應對量刑部分爭取優待。犯罪數額推定規則可能存在著與客觀真實偏離之可能，導致被告人在量刑上從重處罰。因此，如果裁判機關主動在量刑活動時對該部分量刑優待，則可有效降低甚至化解這種對被告人認定事實不利所帶來的量刑從重風險，從而使犯罪行為所獲得的刑罰在刑事責任層面基本吻合。詳言之，既然辦案機關在事實認定上采用了綜合認定法，這可能對被告人不利，那么，就應該在量刑上從輕處罰，以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從學理上講，這是事實證明階段不得已為了追訴效率而犧牲了被告人可能的權益。該推定規則既然強化了懲治犯罪、保護社會一面，就應當基于人權保障理由而量刑優待。

當然，辦案機關可能會反駁稱，經綜合認定法認定之事實也可能剛好完全對應傳統印證法所認定事實，如果在量刑上有優待存在放縱犯罪之嫌。對此，刑辯工作者應當如此回應：第一，在入罪階段已經有對被告人不利之事實認定，量刑上之優待實為一種平衡。第二，即使最終證明前面兩種證據認定方法結論一樣，但綜合認定法實為一種估算，依據事實認定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則，從而在量刑上優待被告人，也符合刑事追訴之基本立場。實踐中，辦案機關一般會對所推定的數額進行一定的抽樣取證，以核實真實性。但出現部分真實部分不符合的情形時，也應說服辦案機關采取一定比例認定的方式。⑧ 總之，對這一部分，應爭取辦案機關在量刑上予以優待。

犯罪數額的推定規則帶來的辯護服務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