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0日，國務院發布《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以下簡稱國務院《意見》）明確提出，對于扭虧無望、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尸企業”，要破除障礙，依司法程序進行破產清算，全面清查破產企業財產，清償破產企業債務并注銷破產企業法人資格，妥善安置人員。對符合破產條件但仍有發展前景的企業，支持債權人和企業按照法院破產重整程序或自主協商對企業進行債務重組。在此之后，運用企業破產法所確定的法律手段解決企業出清或者盤活企業資產、引導社會資源等問題成為廣泛共識。隨之而來的是企業破產案件數量激增，以重慶地區為例，自2017年起，近5年案件數量增長率均超過30%，近兩年更是分別達到了56.49%、45.49%。隨著新冠疫情的反復和持續，國家在宏觀經濟層面一直以穩經濟、穩增長作為政策主線，但在疫情等不確定因素帶來的負面影響及社會資源整合的大背景下，仍存在大量企業無法支持而陷入破產重整或者破產清算境地。

以破產企業自身的參與主體劃分，實際上存在企業和企業職工雙重觀察視角。國務院《意見》中，聚焦在企業職工這一視角下，破產程序需要承擔“妥善安置人員”的社會責任。因此，在承接破產企業法規定的基礎上，最高法院通過《關于正確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破產意見》）、《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破產會議紀要》）確立了鼓勵第三方墊款優先解決破產企業職工的安置問題、墊付工資按照職工債權性質清償兩大原則。但是上述原則性的規定在實踐中使得各地存在適用上的巨大差異，這種適用上的差異體現在墊款主體、墊款成本及回收方式是否能夠得到認可的不確定性，從而有可能為實現國務院《意見》妥善安置人員的基本目標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引起更多專業人士對該部分規定的條件明確化、適用統一化的關注和研討。

   1    案件背景

受國家宏觀政策和國內外經濟下行影響，加之歷史包袱沉重、轉型發展推進滯后及疫情等諸多因素，某市市屬國有企業出現流動性風險和債務風險，陷入債務經營困境且日趨嚴重。在此期間，為保障企業的政策持續經營和社會穩定，某市建立組織協調機制，組建工作專班推進該企業債務重組工作。該企業部分金融債權人組成的金融債委會達成《會議紀要》，按照某市政府的要求堅持不抽貸、不壓貸、不斷貸，在不增加用信條件的情況下采取展期、續貸等方式支持企業。遵循上述政策的要求，某銀行陸續應企業申請，以貸款形式向該企業出借資金，資金實際用途均為支付職工工資、支付該企業關聯公司關停后的職工安置補償費用。在貸款到期后，根據某市政府不斷貸的要求，通過發放專項貸款方式對到期貸款進行了點對點續接。

年初，根據該企業的申請，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具通知書，對該企業及數家關聯公司預重整。該銀行在債權申報中就上述用途為支付職工工資、安置補償費用的貸款進行了申報，并注明應當依法按照職工債權性質清償，該項申報內容與預重整輔助機構存在重大分歧。該類債權金額較大，能夠按照墊付的職工債權在破產案件中得到清償成為某銀行重點關心、關注的問題，因此多次就這一事項與預重整輔助機構交換意見。

在地方重點實體經濟企業陷入經營危機的情況下，往往會出現類似的情形，即在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等重要要求下，金融機構需要通過持續提供信貸支持。上述信貸款項從企業經營視角來看，是用作運營周轉資金；從企業員工視角來看，是作為日常勞動報酬發放的資金。由于企業此時尚未進入破產程序，往往又無法提供足值甚至無法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擔保，導致這部分出借資金在破產受理后很可能僅能夠作為普通債權獲得受償。

   2     最高法院對于清償僅有原則性規定

《企業破產法》第113條規定：“破產財產在優先清償破產費用和共益債務后，依照下列順序清償：（一）破產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職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二）破產人欠繳的除前項規定以外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破產人所欠稅款；（三）普通破產債權。”最高院《破產意見》第5條指出：“……有條件的地方，可通過政府設立的維穩基金或鼓勵第三方墊款等方式，優先解決破產企業職工的安置問題，政府或第三方就勞動債權的墊款，可以在破產程序中按照職工債權的受償順序優先獲得清償。”《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規定：“……破產程序中要依法妥善處理勞動關系,推動完善職工欠薪保障機制,依法保護職工生存權。由第三方墊付的職工債權，原則上按照墊付的職工債權性質進行清償……”

上述規定明確由第三方墊付的破產企業欠付的職工工資、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等，均可以按照職工債權的性質優先于社保、稅款債權及普通債權，在破產費用及共益債務清償完畢后予以清償。但是上述規定為原則性規定，在可適用主體、墊付方式、資金成本等具體事項上沒有限縮性解釋，也沒有明確參照適用范圍，例如：作為“第三方”的主體是否具有限定性，破產企業的母公司、關聯公司或金融機構、財務公司是否可以作為“第三人”；“墊付”是否只能限定為受托支付或直接向職工個體進行支付，“墊付”的形式是否包含貸款、支用備用金等；“墊付”發生在破產程序前的時間范圍、條件范圍怎么判斷；“墊付”款項能否計收利息，資金成本是否也可以一定程度得到清償保障；“按照墊付的職工債權性質進行清償”是否需要申報，“第三方”申報的墊付債權性質（表決分組）是否屬于職工債權，還是說依據《破產會議紀要》原本表述“按職工債權性質進行清償”僅僅是肯定其清償順序的特殊提前，但債權性質仍然為普通債權等問題，均沒有予以明確。具體到案件中，某銀行一部分債權形成是以貸款方式劃轉的資金并未直接支付至職工個體銀行賬戶，而是根據某企業按月報送的職工花名冊和工資清單向某企業賬戶劃轉對應總額的款項；另一部分以貸款方式劃轉至某地方區縣政府開設的維穩專項資金賬戶。上述資金的劃轉之前，某銀行與某企業簽訂貸款合同約定了上述每筆款項的還款方式、期限和利率。

法律規定的原則性，在債權審核中為債權人和預重整輔助機構都留下了較大的理解空間。因此，某銀行認為，無論從款項劃轉目的、用途，還是最終結果，與《破產意見》《破產會議紀要》確立的鼓勵第三方墊款優先解決破產企業職工的安置問題、墊付工資按照職工債權性質清償兩大原則一致，就應當可以適用該原則，要求按照職工債權性質清償。但輔助機構接受債權申報后，在與某銀行的溝通回復中提出：首先，某銀行不屬于“墊付職工債權”的適格主體，銀行發放貸款是一般經營行為，這種經營行為不能夠歸屬于一般意義上的墊付行為；其次，從雙方簽訂的貸款合同中沒有體現出某銀行與企業就墊付達成明確合意；再次，款項到達某企業賬戶或維穩賬戶后與其他資金混同，具體資金使用屬于某企業或某地方區縣政府自行處分行為，某銀行也暫時沒有辦法取得更為充分的證據確認資金的實際使用的情況；最后，因按照《會議紀要》的不抽貸、不壓貸、不斷貸的要求，某銀行對上述出借款項在到期的情況下通過發放新的專項貸款方式進行了點對點續接，由于該續接貸款實際為借新還舊、債務更新，該行為在法律上已經導致原債權消滅。因此，預重整輔助機構堅持認為某銀行的上述債權不符合按照《破產會議紀要》原則進行清償的前提條件。

   3    尚不存在涉及金融機構債權人將貸款申報作職工債權的案件

各地法院在具體個案的實際適用上存在著較大差異。基于檢索基準日為2022年4月25日的檢索結果，在裁判觀點中引用《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為裁判依據的案件文書共91份，其中與破產案件相關的共80份。經過對上述裁判文書的研判、歸類和整理，我們發現：

（一）截至目前，尚無將用途為支付職工工資的金融機構債權按照職工債權清償的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件。

（二）在檢索到的裁判文書中，有14份文書涉及的案件債權人采取“借款”“借支”等方式完成資金出借。

（三）上述14份文書涉及的情形中，有12份被法院認定為系基于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的出借，2份是類似政府工作組維穩款項借支。

（四）上述14份文書均在審理過程中嚴格審查審核了資金借用的背景、實際支付情況、是否與其他資金混同出借或者使用等，部分法院在審核時還綜合出借方與破產企業的關聯關系、出借時間等因素來最終確認債權性質。其中的9筆債權被確認為職工債權進行清償，有2筆因為財務憑證存在重新裝訂而真實性存疑而未被認可，有3筆因未能舉證資金流向、款項性質不明而未被認可。

綜上所述，在涉及以出借款項的方式墊付職工工資等，在嚴格審查審核了資金借用的背景、實際支付情況后，法院可能援引《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認可該債權按照職工債權清償（肯定其職工債權性質）。但是截至目前，沒有找到金融機構為出借主體而將特定用途貸款確認為職工債權的類案。

   4     法院對墊付款項按照職工債權性質進行確認并無明確標準

結合案例檢索結果和辦理破產案件的實踐，我們歸納總結了法院將墊付款項認定為職工債權的關注要點，具體如下：

（一）墊款“第三方”是否具有特定身份（是否是職工）與破產企業的關聯性

現有法律對于墊付職工債權的“第三方”未作出明確限制，從《破產意見》到《破產會議紀要》的表述上看，也是在放寬和擴大第三方的范圍。就檢索到的案例而言，被認可的第三方包括政府部門或欠薪保障基金管理機構，無關聯關系的第三方機構或個人也可以成為墊付主體。例如，四川省雅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雅安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與雅安三九中藥貿易有限公司職工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20）川18民初73號】墊款主體為市委財經領導小組下屬企業部門，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州中院）審理的廣東粵安實業有限公司與民營經濟報社、羊城晚報社普通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21）粵01民終21292號】，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青島電器總廠與青島市二輕總公司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21）魯民終1844號】，墊款主體均為債務人關聯企業；江蘇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審理的劉偉鋒訴展志電子科技（南通）有限公司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18）蘇0682民初7897號】，江蘇省江陰市人民法院審理的陳建明與被告江陰胡氏機械有限公司、江陰胡氏機械科技有限公司、江陰夢工房制衣有限公司職工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19）蘇0281民初15762號】，墊款主體均為自然人。但是，上述主體中均未包含金融機構。

（二）墊款行為發生的時間

《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規定“破產程序中要依法妥善處理勞動關系……”，但對第三方墊款的時間并未作出明確限制。有部分案例在否定相關出借款項的職工債權性質時，認為只能在破產程序中的出借、墊付才能夠認定為職工債權。但我們查到的大部分類案認為《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并未限定墊付時間，墊款行為發生在破產受理前后均不應該構成影響債權性質認定的因素，但破產受理后再行支付職工工資，本應當依法納入共益債務進行清償。我們認為，破產受理前，企業是否已經陷入困境，才應當是認定中需要考察的重點。

（三）就墊付、借支、出借款項的用途有明確合意且具有確定性

主流觀點認為，若雙方無法就“墊付款項用以支付職工債權”達成明確合意，或者雙方已明確約定該款項為借款，則第三方支付的款項可能無法被認定為職工債權。但是也有部分法院認為，是否確認的關鍵需要結合整個款項支付的實際結果。例如，前述廣州中院審理的廣東粵安實業有限公司與民營經濟報社、羊城晚報社普通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21）粵01民終21292號】，法院認為：“民營經濟報社向集團內部借款的行為雖在法律性質上屬于民間借貸的一種情形，但民營經濟報社管理人審查確認本案債權金額及部分債權的性質，符合《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27條‘企業破產與職工權益保護。破產程序中要依法妥善處理勞動關系，推動完善職工欠薪保障機制，依法保護職工生存權。由第三方墊付的職工債權，原則上按照墊付的職工債權性質進行清償’的精神，一審法院予以認同并無不妥。”

（四）款項是否在支付、出借時與其他款項混同

第三方支付相關款項時，如是基于履行與破產企業簽訂的其他合同或基于其他法律關系，則在破產程序中法院可能不會被認定為職工債權。但是在個案中，案涉款項雖為履行買賣合同項下支付的貨款，但部分款項在政府的協調下直接支付進破產企業社保賬戶，最終法院也認可貨款中支付進社保賬戶的部分按照職工債權進行清償。例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東高院）審理的余香銀、蔡杰文、林文活、張沛浴與深圳市眾力模具科技有限公司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19）粵民終519號】，廣東高院認為：“本案與一般的買賣合同關系不同。從合同簽訂看，余香銀、蔡杰文、林文活、張沛浴并未與眾力模具公司磋商購買機器設備，也未與眾力模具公司簽訂買賣合同，而是在勞動管理部門的主持下達成墊付相關費用后取得相關機器設備的口頭約定。從合同履行看，余香銀、蔡杰文、林文活、張沛浴是將墊付款交給勞動管理部門，由勞動管理部門發放給眾力模具公司的工人，而非支付給眾力模具公司。因此，本案符合勞動管理部門在企業經營困難、處理企業欠薪過程中，由勞動管理部門與當事人協商以企業機器設備折抵墊付工人工資等款項的情形。參照《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8】53號）第27條‘破產程序中要依法妥善處理勞動關系，推動完善職工欠薪保障機制，依法保護職工生存權。由第三方墊付的職工債權，原則上按照墊付的職工債權性質進行清償。由欠薪保障基金墊付的，應按照企業破產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的順序清償。債務人欠繳的住房公積金，按照債務人拖欠的職工工資性質清償’的規定，本案墊付的工人工資742247元，應作為職工工資債權進行清償。”

（五）破產企業是否需要就相關出借款項支付利息

部分判決中，破產企業向墊款的第三方支付利息，則一般可能被認定為借款而非墊付職工債權。但也有部分判決沒有將該利息支付因素作為判斷債權性質的否定性條件。例如，湖南省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常德市恒威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與黎文舫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19)湘07民終1373號】，不僅沒有將用于支付職工工資款項的借條中載明支付利息作為否定性判斷因素，更是在最終債權確認中將利息一并確認為按照職工工資債權進行清償。前述廣州中院審理的廣東粵安實業有限公司與民營經濟報社、羊城晚報社普通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21）粵01民終21292號】，廣州中院肯定了企業間借款本金作為職工債權清償，但是對于其相應利息僅確認為了普通債權。

（六）墊付款項的合理性

第三方墊付的款項必須是合理的職工債權，對于超出合理范圍的職工債權，即使第三方已經墊付也難以被確認為職工債權。個案中，有法院因墊付款項為支付破產企業不應發放的績效工資而將該部分績效工資調整為普通債權。

（七）墊付款項后，相關款項的支用過程證據是否充分

法院會綜合款項支用內容等證據進行判斷，同時，還會結合第三方支付款項所帶來的效果予以認定。例如，前述廣東高院審理的余香銀、蔡杰文、林文活、張沛浴與深圳市眾力模具科技有限公司破產債權確認糾紛案【（2019）粵民終519號】，法院除查明款項到達破產企業、政府專班機構的情況，也一定程度審查了勞動管理部門發放給破產企業公司工人的相關證據。

   5    金融機構貸款按照職工債權性質確認的可能性分析

根據上述案例檢索與法律分析，如果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產生的債權與支付職工工資、社會保險、公積金或安置補償款有關，我們認為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參照《破產會議紀要》認定和清償存在如下探討空間：

（一）從關注破產案件中的人（企業員工）的視角，肯定墊付行為實質是基于保障企業職工生存權、維護廣泛意義上的社會穩定的目的，對于破產法一般清償規定以外的特殊制度安排

破產法以債權人平等受償為根本原則，但通過第113條從制度上直接規定了職工債權的法定優先，是依法保障職工獲得勞動報酬，優于一般債權人的平均受償權利，其根源在于職工債權實質為職工人權。這種打破平等受償的制度安排在實踐中包括了受償順位和受償時限的雙重優先性。受償順位的優先性能夠依據破產法第113條規定予以保障，但是漫長的清償過程客觀上往往容易導致出現遠水解不了近渴的無奈。受償時限的優先性則需要通過特殊的制度安排和實踐操作，真正達到職工人權的保障要求，而《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就為實現受償時限的優先性提供了可能性、可行性。在企業經營陷入危機的情況下，通過其他主體融資進行職工工資墊付時間長、成本高，相反從制度和實踐中肯定金融機構在這一時期直接提供該等款項墊付，能夠在相對低成本的情況下最大程度上實現受償時限的優先性。

（二）《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制度安排確認及肯定的墊付行為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不獲益的行為，或者說甚至是一種自擔風險的行為

《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將墊付職工薪酬按照職工債權清償的規定，僅僅使得墊付主體在獲得清償時享受到受償順序的優先性，而在清償時限上需要根據破產案件辦理的進度，通過執行財產分配方案或者重整計劃中的償債安排獲得最終清償，在時間上均是隨其他債權的清償程序一并清償。在這種情況下，未約定利息或約定非常低的利息并未獲得額外利益，甚至連一般資金的時間利益都不得保障，相反均是由出資墊付的第三方自行承擔在此期間的資金成本。同時，由于職工債權清償具有不確定性，最終清償比例需要基于破產重整案件中償債計劃或者破產清算案件中破產財產處置情況及破產分配方案的實際情況，特別是清算案件中，雖獲確認但最終未獲全額清償甚至無從清償的情況比比皆是。因此，墊付行為不僅是不獲益行為，更是存在風險的行為。金融機構相對于其他資金提供方而言，有著更強的抵抗風險的能力，在執行操作層面能夠通過資金監管、專款專戶等資金管理手段實際更好控制風險。

（三）無法律規定對墊款“第三方”主體類型及與破產企業的關聯性進行限縮、限制

首先，就檢索到的案例而言，被認可的第三方包括政府部門或欠薪保障基金管理機構，無關聯關系的第三方機構或個人也可以成為墊付主體，金融機構被排除在墊付主體之外沒有法律依據。其次，出于保障職工人權而鼓勵從事不獲益的風險行為，更不應對第三人身份進行限定。雖然法律通過提高清償順位對于墊付職工薪酬的行為予以肯定和鼓勵，但是墊付存在不獲益性（甚至純不利性）及風險性，導致實質上除《破產意見》中所稱政府維穩基金或政府平臺公司外，真正理想中的、與破產債務人無利益關聯或管理關系的第三方沒有任何為墊付行為之合理動機。恰恰相反，只有類似背景案件中某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出于政策因素和維穩目的進行墊付。而與其施加壓力，不如在依法合規落實風險控制手段的條件下，引導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第三方主動參與紓困。最后，如單純以第三方主體的經營性質來排除墊付職工薪酬在清償順位上的優先性，只會導致最有可能有條件墊付的主體不再墊付，職工薪酬獲得受償繼續遲滯、陷入不確定性，甚至社會不穩定因素進一步加劇，讓《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變成空中樓閣。

（四）考慮到金融機構在金融法律法規的監管合規性要求，墊付的合意可能需要更多結合企業與金融機構就墊付進行融資中形成的申請、審批文件、會議紀要及款項支付情況，綜合考慮是否適用《破產會議紀要》第27條

墊付主體與企業雙方就墊付、借支、出借款項支付職工工資、個人社保的用途是否具有明確合意，且款項支付流程是否具有確定性，需要綜合全過程考慮。金融機構由于營業、展業的要求，并不會為墊付款項增加某一個特定的業務類別，從形式上看，往往僅在雙方簽訂的貸款合同中約定款項性質為借款（流動資金貸款）。但是單從業務類別即否定其墊款合意是有待商榷的。同理，由于金融監管規定的授信審查要求，在是否收取利息、是否采取借新還舊延續墊款期限的問題上，出于破產領域的特殊、復雜情況，亦需要在一般性規則的基礎上重新考量。

（五）金融機構在墊付款項過程中如已經采取受托支付、專款專戶、代發代扣等必要措施，保障款項的支付用途，則可以排除在支付、出借時與其他款項混同

考慮到在部分破產案件中，墊付款項支付可能由政府專班機構統一收取、發放，則還需要結合款項數目、發放時間及政府專班機構提供的款項支付情況進行綜合判斷、適用。金融機構如對款項支付至政府專班機構的后續款項向職工支付的情況無證據予以佐證，則可能比較難以認定為墊付職工債權款項。

（六）金融機構可能能夠為償債方案提供更多選擇性

如果企業陷入經營困境的時間較長，職工人數多，職工債權及時償付的社會壓力會隨之增大。在破產案件中，職工債權的清償方式大多為現金清償。在這種情況下，墊付職工債權金額持續累積擴大，現金清償、短期直接清償的可能性低。如該等職工債權由金融機構進行墊付，則可能不排除就該筆債權做特殊性的清償處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分期支付、現金+其他形式清償、留債等清償、處理方式作為備用可選的清償計劃，兼顧債權性質認定及保證債權清償率的統一。

   6     結  語

企業經營中的現金流是企業運轉的根本保障，這里的企業運轉自然包括企業自身的生產原材料購置所需的流動資金，也包括維持企業人員勞動報酬的流動資金。企業在現金缺乏的情況下，通常都會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融資以渡過危機。在這樣的危機中，金融機構通過貸款方式直接、間接支付職工工資在實踐中并不少見。這種融資項下的墊付行為成本相對低，如肯定類似工資支付用途的貸款按照職工債權性質清償，事實上又對金融機構客觀上提供了類擔保性質的增信措施，一定程度實現了與授信合規要求協調，也與破產法保障破產案件審理的基本目標一致。通過這樣方式獲得薪酬的員工往往是留守、核心員工，起到維持企業正常程度運營或保障企業基本完整的基本作用，而維護了企業財產的安全，保障了破產財務、檔案資料移交，有力推動破產清算、重整案件的審理，也客觀上保障了全體債權人的利益。但明確肯定金融機構以這樣的方式參與破產前的紓困工作、保障金融機構也能按照職工債權獲得清償，仍期待著有更具體和有創造性的判例或法律規定以定紛止爭。

（作者：梁勇  黃昊）